
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兵,临了被扣上贪生怕死的帽子推荐配资股票,这事儿搁谁身上都得死不瞑目,50军副军长关豁明就是这样。
在50军老兵陈松写的书里,特别提到了这段让人心里发堵的往事,关豁明临终前对那四个字的处分一直耿耿于怀。咱得说说1979年那场仗,50军到底发生了啥,能让一个副军级干部落到被撤职降级的地步。当时关豁明带着军工作组下到150师,他在指挥448团撤退的时候,出了个大纰漏。他放着好好的公路不让部队走,非要让448团钻山沟子,说是去顺便执行啥任务。结果呢,他自己倒是没跟着部队去爬山,而是坐着车舒舒服服地从公路上直接撤回国内了。这事儿在战后定性的时候,成了他“贪生怕死”的一大铁证。当领导的让手下往危险的地方钻,自己却挑现成的宽敞路先走,这在军纪里确实说不过去。
再说这前线指挥,关豁明当时根本没去前沿瞅瞅敌人啥情况。448团刚进山没多久就遭到了越军袭击,那可是头一回遇袭,团里反应也算快,赶紧跟150师汇报,想申请把队伍重新集合起来退回到公路上走。这时候要是关豁明能松个口,或者亲自去看看局势,448团也不至于损失那么惨。可关豁明在后方直接下了死命令,就一句话,只能前进不能后退。这一嗓子喊出去,直接把448团撤回安全地带的最后一点儿机会给掐断了。
对比一下当时的其他副军长,差距就出来了。50军的刘广桐,还有41军的毛余,那都是敢拎着命往前线冲的主儿。毛余在2月17号带队深入敌后,到了2月20号那天,越军的机枪就在几百米外突突,子弹跟雨点子一样,毛余副军长跟师长郑文水只能趴在山坡上躲避,那真是枪林弹雨里滚出来的。仗打完后,刘广桐升到了成都军区副参谋长,那是正军级的位置;毛余直接提了41军军长。再看看关豁明,副军长没了,直接降到了正师级。这就是战场表现带来的天差地别。
好多人都在想,要是关副军长当时跟着448团一块儿走,这仗是不是就不用打得这么窝囊了。这事儿还真不是瞎猜,咱们看看老兵刘国兴是怎么回忆的。刘国兴当时是448团3炮连的一个排长,他亲身经历了3月13号那天在475高地上的惊险时刻。那时候448团团部带着第二批人撤到了高地上,下午的时候,二营六连的战友急慌慌跑过来说,前面的第一梯队在山谷里被越军埋伏了,人全给打散了。
李绍文团长当时在山上那个急啊,他手里就剩下三个战斗连队,还有一个指挥所,几百号后勤人员和伤员。他想去救人,又怕救不了人还把指挥部给丢了。李团长在那儿急得团团转,嗓子都喊哑了,一直大声喊着李副师长在哪儿。这时候李副师长在干啥呢。这位快六十岁的老将,因为连续几天没合眼,身体虚得不行,正蜷缩在湿漉漉的地皮上,身上盖个雨衣在那儿打盹呢。李绍文跑过去请示,李副师长毕竟是打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,一眼就看出了门道。他跟李团长说,咱们现在能打仗的人太少了,几百号伤员和民兵还得保护,光靠这三个连去救那七个连,那是白送。他的建议是得向上级求援,不能盲目冲。
就因为李副师长在身边,李绍文团长才稳住了阵脚,把“去救人”改成了“原地守着等”。这说明啥。说明前线有个明白人坐镇,关键时刻真能救命。要是关副军长当时也在团部待着,情况肯定不一样。首先他要是亲自跟着部队钻山沟,估计刚走几步就能发现这地形不对劲,不会傻呵呵地让全团往死路上领。有些路在地图上看着是一条线,真踩在泥坑里、钻进老林子里,那感觉完全不一样。
再一个,要是军工作组跟448团在一起,遇到突发情况哪用得着发报机传来传去。打仗的时候,机密电报得翻译,得发报,还得等回复,这中间耽误多少时间。要是关副军长在跟前,李绍文团长一扭脸就能请示,几十秒钟就能定下来的事儿,非要折腾半天。要是关副军长能像毛余副军长那样,在紧要关头指挥个佯攻或者变换一下战术,448团在3月12号第一次挨打后,肯定就撤回公路了,哪还会有后面的大麻烦。
可惜历史没那么多如果,关豁明选择了坐车走公路,把部队留在了危机四伏的山里。这种决策上的失误加上个人行为的选择,最后换来“贪生怕死”四个字的评价,虽然重了点,但也反映了当时全军对这种抛弃部队行为的极度不满。战场上将领的一念之差,底下就是成百上千士兵的性命。关豁明到死都没放下这事儿,可那些留在异国他乡山谷里的战士,又找谁说理去。
关副军长这辈子功劳不少,偏偏在最后这道坎上栽了跟头,这哪是运气不好,分明是关键时刻没跟士兵站在一起。
如果你是当年的统帅推荐配资股票,你会给关副军长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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